最近两天，习总书记再次点名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其实，我早就在内心写过这样一篇文字：因为曾经饥饿，所以不敢浪费。 

　　 我这人优点很少，但我从不浪费，并且坚决反对浪费，这是我不多的优点中最大的优点。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零年代中期，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当然包括比我们年纪更大的，想必都有过饥饿的经历。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都是在清汤寡水的餐桌边长大的。 

　　小时候，但凡地上生长的东西，能生吃的我们都吃过。下河捞鱼摸虾，首先摸几只虾上来，生吞下去填充一下肚子。回家，对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我饿。 

　　 我从没有写过关于童年回忆的片言只语，因为只要想到童年，就会想到饥饿。饥饿，是我童年的缩写。 

　　高中过的是寄宿生的生活。每周仅有一次开荤，就是一大盆的菜上面漂浮些许油花和几片细小的肉片，等待分食的人都瞪大眼睛，期待有一片肉能走进自己的碗里。 

　　下午第二节课开始，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直叫了。晚上夜自修还要捱几个小时，回宿舍差不多连路都走不动了。 

　　所有的寄宿生都自带干粮。带的是焦麦屑、黑馒头干（家里条件好的才有白馒头干），用半开不开的水泡开，晚自修后充饥。里面加的是糖精，不是糖。 

　　糖精是何物，如今的孩子没谁知道。 

　　考入警察学校时，我的身高1米72，毕业时，我的身高往上窜到1米77。可能是我的身体发育比别人晚，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在警校有了良好的伙食支撑。 

　　 饥饿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饥饿的经历，始终像一根无形的鞭子，不断地抽打着我，让我不敢忘乎所以。 

　　如今的吃，显得越来越五花八门，越来越追求场面豪筳。和过去比较，大家生活富裕了，花几百块钱，找个吃的理由，请三五好友去饭馆搓一顿，这是应该鼓励和倡导的事。 

　　时下受疫情影响，好多饭店都在苦苦硬撑，大家都应该帮上一把。 

　　 问题是，吃，不能太过奢华，更不能浪费。我见到的请客的朋友，大都好面子。菜要多点，酒要多带，要让客人吃不掉才能算诚心，才能不让人说小气。 

　　“打包”，只是近年来通州人受社会新风尚的影响、受“光盘行动”的倡导才有的事。 

　　 十几年前，通州人吃饭，除了家庭聚会，将吃不掉的菜打包回家。一般请客人吃饭是从不打包的，哪怕桌上剩的菜再多。 

　　如果有人说要打包，就会被嗤之以鼻，就会被人说“像上海人”。 

　　我们的邻居上海人，吃的方面是一直被我们看不起的。在桌上看上海人吃螃蟹，每一只蟹脚都要用牙签慢慢拨；看他们连剩余几只虾都要打包带回家，大家都会偷偷的笑。 

　　如今想想，上海人在吃上，确实为国人树立了榜样。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一群中国人在德国考察期间点了一桌菜，只吃了三分之二，离桌时，餐厅里一位老太太说，你们剩的菜太多，太浪费，并掏出手机报警，叫来了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问明情况后，毫不客气地对这群人开出了50欧元的罚单。接下来工作人员对他们说的一席话，让所有的人都红了脸。他说：“需要吃多少，就点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缺少资源，还吃不饱饭，你们不能也没有理由浪费。” 

　　我非饕餮之徒，但也是好客之人，我请客吃饭也会多点菜，我怕客人不够吃，但我希望我点的菜大家都能吃掉。 

　　不过他人请客，主人坚持说不打包，我也难以开口。每每眼睁睁看到那么多甚至都没动箸的菜肴都被倒进垃圾桶，毫不矫情的说，我都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我们单位食堂的伙食很好，自助餐，你想吃多少就多少。这是能自我作主的，我一般只选三两个，估摸能吃多少就夹多少。交盘子的时候，我都会很自豪的向人们展示我的光盘。有的人上去就是装满满一大盆，最后一半都没吃完就倒掉了。我经常劝他们少盛点，不够还可以再添的。我还对大家说：年轻人，要让他们多吃，他们任务重、消耗大；中年以上的人，要少吃点，如今早过了缺吃少穿的年代了。多吃多占，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 

　　旧时居家，日常生活，节俭简朴，一碟咸菜、一碗稀饭，就是一顿晚餐。今天的我们，不要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就是想想小时候对母亲说的“妈妈，我饿”，我们没有丝毫浪费的权利和资本。 

　　浪费永远都是荒谬的，你、我、他都应谨记、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