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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南京答卷”

发布时间: 2020-09-26 文章来源: 南京日报 作者:

  

    鼓楼街道凤凰熙岸社区党委牵头,组织中海大厦“流动党员”积极投身公益活动,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南报融媒体记者 张华摄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南京市委市政府近日召开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动员全市上下积极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构建体现时代要求、彰显南京特色、顺应人民期待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切实以高效能治理打造高品质生活、助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期圆桌会聚焦:书写好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南京答卷”,高质量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美丽古都。

  本期嘉宾

  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社科院政法所所长 田祚雄

  南京晓庄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邹农俭

  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南京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 任克强

  主持人:南报融媒体记者 宋广玉

  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

  营造平安稳定社会环境

  主持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明确要求。市域处于统筹城乡和承上启下的重要层级,是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的“主阵地”,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大平台”。在您看来,南京积极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形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南京品牌,有着怎样的意义?

  田祚雄: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我国GDP绝大部分都由城市创造,仅2020年我国百强城市GDP之和就超过了全国GDP总量的70%。毫无疑问,市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地和集聚区。

  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不断集聚,市域也成为社会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处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与县域、乡村相比,市域明显具有资源、权限、能力、时空等比较优势,因而市域又成为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机会最多、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影响最小的治理层级。市域社会治理落实得如何,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的落实落地,事关市域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古都南京全面启动试点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怎么抓 ”的问题,决策部署站位高、起点高、要求高,充分体现了南京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营造平安稳定社会环境的智慧、勇气和担当。

  邹农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排头兵。这里的“市”,是指地级市以上的市。地级市,一般是我国的中心城市,辖区既有城市,也有乡村,拥有相当的人口和腹地,是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枢纽。向上,直接面对具有世界影响、国家层面的中心城市、首都。向下,面对广大县级市、县、乡镇。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非常大。国家层面整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体进程一般是条件比较好的中心城市率先而行,先在中心城市试点,积累经验,发现问题,再在面上整体推进。

  南京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三角特大城市,江苏省省会城市,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多重国家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推进试点标志着南京进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崭新境界。

  任克强:当前,中国进入了以国家中心城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等超大特大城市引领发展的新阶段,这类城市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发展的高度、速度和力度。与国家治理相比,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具体落实,市域这一层级可以更好地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色进行探索。而与基层社会治理相比,市域社会治理拥有的资源和自主性更多,是从更高层级、更大范围推进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南京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一是有利于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当前的很多社会治理的难题,单纯靠基层的改革创新,已经很难取得成效。一些系统的改革创新的推行,城市治理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化解,或者体制机制的变革,需要上升到设区市这一市域层面才有足够的资源支撑,推动上述问题解决,才可能取得成效。二是有利于南京城市能级和竞争力、影响力的提升。一流的城市需要有一流的治理,推进试点有利于增强南京的城市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有利于南京的城市能级跃升,为南京“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建设创造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三是有利于增进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感是民众最基本的需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新型网络安全风险的防控、社会矛盾风险的防范化解、公共安全的保障等,都需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保障和推进。

  在特定领域若干主要“社会”领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主持人:南京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时代之问也是必答之题,既是民生所盼也是发展所需,既有明显优势也有短板弱项。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形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南京品牌,南京该怎样对标找差、扬长补短?

  邹农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是整个城市范围内所有方面的全面治理,而是特定领域、主要是若干“社会”领域的治理。重点是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共安全的体制、机制;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国家安全体系中地方的责任等等。限定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是为了更加明确治理目标,从而更好实现目标。

  任克强:一是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践行城市是生命有机体的理念,建设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一方面,把韧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等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载体,纳入“新基建、新都市、新产业、新消费”的四新行动中,推动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应急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营造市域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推动社会参与和居民参与,培育城市精神和社会信任。

  二是科学构建现代化的市域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一方面,充分发挥党委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作用,建立高效的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推进机制。坚持目标导向,指标引领,按照科学简约、减负增效的原则,与《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等相衔接,确定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引领性、监测性的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多元共治,建立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众等参与的积极性,打造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是着力进行社会治理难题突破和改革经验创新突破。一方面,利用市域层面的优势,利用南京具有地方立法权的优势,以《南京市社会治理促进条例》立法为引领和契机,不断加大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力度。另一方面,推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风险防控“四项机制”、非诉讼纠纷化解、南京网格学院建设、“政法网格员”队伍建设等南京市域社会治理特色经验制度化、体系化、标准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好释放治理效能。同时,在试点推进过程中,不断延伸出新的特色创新项目,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做出南京贡献。

  四是持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四化”水平。注重发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作用,充分激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志愿者、普通民众等多方力量,畅通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渠道,持续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大力营造人大推动社会治理领域立法、相关部门公正执法,全体民众自觉守法的法治环境,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不断完善市区街联动指挥平台、“社区治理一体化信息平台”等平台建设,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注重社会治理人才队伍的长期规划和发展,充分利用南京网格学院的培训载体、政法网格员与专职网格员建立的互动机制等,持续提升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立“全周期”治理理念 求“四好”创建成效

  主持人:南京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是中央和省委赋予的重任。您觉得南京该如何发力,争做全国试点“示范市”、社会治理“排头兵”,书写好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南京答卷”,高质量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美丽古都?

  田祚雄:加快构建体现时代要求、彰显南京特色、符合人民期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须突出抓好“四个好”。

  好理念导引。理念关乎方向,理念支配行动。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也就是说,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一切执政行政行为的价值标尺。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当然要以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优先,也兼顾合法私人利益、个人利益,给予合理补偿,绝不允许以个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阻却、要挟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当平等民事主体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当然就应坚持和贯彻《民法典》确立的“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绿色”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绝不允许强拿恶要、巧取豪夺、霸蛮欺凌。具体公共行政过程应着力在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服务导向上狠下功夫,多通过“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调研,精准掌握市域社会治理的真问题、真成因、真对策,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真正实现民众“点单”“公仆”服务、供需匹配的改革目的。

  好举措支撑。没有具体举措支撑的理念只会是一纸空文。习近平总书记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南京部署从十个方面开展创建试点,方向明确、要求明晰。但每个方面每个要求要落地落实,背后还有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应有科学有效的手段、载体和方法来保证实施。如在“加强党建引领”工作中,构建党建“大格局”、确保“全覆盖”、建设“强堡垒”,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组织、社区(村)“三站”等组织各自职责、工作内容、运转机制、监管考评等亟需明确细化;如积极践行“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模式,必然要求人员、资金、服务等向城乡基层社区倾向。

  好执行保证。好理念、好举措并不必然转化为好效果,其间必须有好执行来促成和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城市的竞争力、活力、魅力,离不开高水平管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所以,要“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切实树立“以实干论实绩、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的用人导向,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科学化、系统化、智能化、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

  好成效惠民。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市民是城市建设的主体、城市发展的主体。城市管理和服务状况到底如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创建得好不好,既要对表对标国家标准,更要对表对标人民期待,“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

  邹农俭:着眼于制度建设,运用制度建设力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南京在社区建设、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平安南京建设、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等等方面,都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要将这些经验稳定下来,成为规制,进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明确各个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范畴、方式。社会生活中主体很多,个人、社会组织、企业,各种单位。要明确各个社会主体参与社会主体的职责,让合适的主体做合适的事,各个主体相互协同,互相取长补短,整体上形成最优化结构。

  调动、挖掘社会“能动性”。社会生活中散落着大量的能动性,比如个人的自觉、志愿者活动、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将这种能动性调动起来,激发出来,让它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进而增强社会治理动力,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促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具有专业化和节约成本等优势,让专业社会组织做专业性的工作,是社会治理优化的重要方面。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响应快速、调动资源成本低的优势,让其参与社会治理,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的。

   
供稿:
责编:王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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