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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艳兰案析违法所得没收的法律问题

发布时间:2019-06-04         文章来源:江苏法制报        

  随着“百名红通”之一黄艳兰贪污违法所得财产没收案的一审宣判,未经定罪的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标准也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未经定罪的没收程序作为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编新引入的一种特别程序,在我国仍然属于一个较新的制度设计。自2014年追逃追赃工作开展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月5日联合发布《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1号,以下简称《规定》),对未经定罪的没收程序的具体概念、具体操作规范和适用范围进行明确。黄艳兰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正是在《规定》发布后国内第一个适用该程序的案件。笔者认为黄艳兰案件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典型性,其案件走向、审判程序、违法财产认定标准等将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实践上的运用提供较强的参考价值和探讨空间。

  一、黄艳兰案情简介

  黄艳兰,女,广西全州人,1961年9月20日出生,曾为桂林市依兰发展有限公司(原桂林地区物资发展总公司)法定代表人。1993年至1998年,担任桂林地区物资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桂林地区物资局副局长。因涉嫌贪污犯罪,2002年8月14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对黄艳兰开展立案侦查,黄艳兰在检察机关立案后逃匿。2005年,国际刑警组织对黄艳兰发布红色通缉令。2018年5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犯罪嫌疑人黄艳兰贪污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申请,利害关系人均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

  经审理查明:犯罪嫌疑人黄艳兰实施贪污犯罪后逃匿境外。黄艳兰用于购买涉案52套房产资金来源于国有公司公款,检察机关申请没收的房产及相关银行账户存款属于黄艳兰贪污违法所得。回顾本次贪污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案,归根到底争议的核心就在于两个方面:一、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定罪的情况下,是否对有关财产的特别没收程序也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二、通过推定方法认定相关资产属于违法所得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适用无罪推定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此背景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否也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争议很大。当现有证据无法确切证明有关财产是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还能否对这笔财产申请没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在追逃追赃的背景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法律性质。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相关的法规法条中找到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相似的法理规定。如在我国2018年十月实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明确规定在查封,扣押和冻结涉案财产方面,只要外国请求符合相关条件不需立案就可以冻结扣押。这也一定程度上符合无需确定有罪即可开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理念。

  综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对象和后果,可以发现特别没收程序实质上并不是一种惩罚措施,特别没收程序明确规定是将与犯罪有关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和没收,目的是控制非法利益以防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用,阻碍其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更倾向于将非法利益和损失“恢复原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实质上处分犯罪人财产的功效,主要起到一个预防性的保全财产作用。在黄艳兰一案中,假使法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推定黄艳兰部分款项为贪污公款所得,贪污罪这一罪名不能成立,也可以继续开展影响有证人证言证明存在高度违法可能性的相关财产的特别没收程序的启动。

  三、有关财产违法性的证据标准

  有关财产违法性的证据标准和证明责任则涉及到《刑事诉讼法》对特别没收程序的规定,在2017年施行的《规定》中对特别没收程序又做了进一步解释。该规定第十条明确规定“同时具备以下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真实、合法。”笔者认为这里的“真实合法”的证据标准应当是指受到指控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行为已经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罪刑规范的犯罪构成的要求。即从事实上看,该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是从程序上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2条原则,还未被法院定罪的情形。这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审查起诉中对案件证据要求确实、充分有很大的区别。

  回顾本案中的最大的争议,争议点在于中期期货公司中李和平名下的期货账户是否是黄艳兰实际操纵用来洗钱的,是否存在李和平和黄艳兰合谋将贪污的赃款通过炒期货这一途径将赃款合法化的事实。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投资账户中的资金违法性之所以难以认定,是因为办案机关的办案思维仍然停留在对人的定罪上,即如果不能认定设立账户的人构成犯罪,那么其账户里相关的钱款也不应当被认为是违法的。而实际上,在2012年两高就对证券基金业相关交易涉及的刑事案件做出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中指出,涉及证券、期货犯罪的认定,采取的是一种高度盖然性的标准。笔者认为检方在向法院提交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书时应当考虑提供关于账号的资金来源、账号设立程序、期货交易流水以及与其他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的违法性证据。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不满足正当合法程序的要求,就可以推定其属于具有违法性的财产,作为启动特别没收程序的有力证据。

  四、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面临的困境

  回顾目前我国采取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案件,在违法没收所得程序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1.司法机关实践经验不足,各地办案机关忽视关键关联账户查证。黄艳兰资金周转的很多账户并非其本人开户的账户,很多都是其丈夫李和平或者创设的公司名下的账户。黄艳兰曾经多次直接或者间接指使他人操纵这些账户转入转出资金。由于在实践中办案机关尚未这将种“自洗钱”的上游犯罪入罪,只有当确定下游的贪污受贿犯罪成立时,才将上游这些行为认定为犯罪。这也为犯罪分子通过股票期货或者公司账户进行洗钱或者转移赃款提供了可乘之机。

  2.追逃追赃领域的信息沟通不畅。最高院的王晓东庭长指出,目前只有中央追逃办和最高法之间就“天网行动”“猎狐行动”的信息相互交换并及时沟通反馈,但是和省级高院之间沟通不畅,信息不能得到及时的交流反馈。尤其是当省级高院遇到一些应当提请国际刑警组织发布逮捕令的跨国追逃追赃案件,和中央追逃办、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衔接合作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3.有些地区倾向追逃,忽视违法没收追赃,有的地方追逃后免于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有的先追逃再追赃,给赃款留下可乘之机。司法实践中先定罪再处罚的习惯也给该项特别程序的实施和应用带来一定阻力,不能够真正发挥特别没收程序的预防作用和惩治作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可行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专项行动,增加该特别没收程序的审判效果。

  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通过特别没收程序可以为缺席判决提供一部分可供采纳的证据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了司法效率,防止有关财产流失对我国国家社会以及相关被害人造成的损失。而缺席审判中在依法作出判决后,对涉案财产的处理则可以建立在没收程序的基础上,侧重对于特定犯罪的物质赔偿和惩罚。这样一来既符合作出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承认的生效判决,也防止财产性判项被被请求国当做违反人权的判决不予执行,从而为我国境外追逃追赃再添助力。